走过炒货摊

小时候我家弄堂口有个炒货摊，说得准确一点，也许该称为炒货铺，因为它有间不大的门面，离门不远有道板壁，板壁后是工场和居室，板壁前则除去走道，便几乎全给货架占了，货架上摆放着自产自销的各种炒货，有花生、黄豆、松子和西瓜子、香瓜子、南瓜子以及小核桃、香榧子等等。货架的一小部分从屋内延伸出来，摆到了门口的马路上。

然而不管是否准确，大家都依然叫它炒货摊。究其原因，也许是习惯使然，也许它在某些地方，也确实很像个炒货摊。摊主是一对中年夫妇，30来岁，绍兴人。

“绍兴亨冷头！”———附近一带的大人们在见到这对夫妇时，常会学着用绍兴话响亮地喊道，并且还有意将“亨冷头”三字念得很重。大人们这样打趣时，我们这些小人在一边听着，只觉得“亨冷头”一词确实有趣，至于它究竟如何写法，又作何解释，却至今仍不能吃准。

“来来来，三分一包，刮勒松脆，的的刮刮，正宗绍兴特产，绍兴山北盐炒豆！”———每天每天，摊主夫妇总会选择适当的时机，站在门口，轮流着朗声吆喝。他们经营的炒货，品种其实很多，但在这一连串如同机枪一般喷发出来的“广告词”中，却总是突出地宣传着一个品种，这使我颇有些疑惑不解。等到以后读过鲁迅的《孔乙己》和《社戏》，更是把许多问题想到了一起，诸如“山北盐炒豆”和“茴香豆”一样，都是蚕豆做的；鲁迅小时候曾和伙伴们一起，在船上欢乐地煮吃蚕豆，那么绍兴是否是一个盛产蚕豆的地方？人们若多吃蚕豆，是否会特别聪明呢？

“来来来，刮勒松脆……绍兴山北盐炒豆！”———当摊主夫妇朗声吆喝的时候，我们这群尚未入学的孩子，也会跟随着一起吆喝，并且从未受到过责备或劝阻。现在想想，我们那时不过是“鹦鹉学舌”，对许多词语都并不理解。例如“山北”一词，一直要到我念过几年《地理》后才从一本书上得知，绍兴位于会稽山以北，故旧名山阴，“山阴”意即“山北”，而在此之前，我还一直误以为“山北”是绍兴的某个地方。

读书明智，然而同样是书，有时也能给人一些错误的东西。譬如这对绍兴夫妇的炒货摊上，天天都摆着几本旧书，遇有顾客买货时，便撕下几张，将它们叠成一个三角包。这些包炒货的旧书纸，起先我并不在意，但是入学以后，随着识字渐多，忽然便来了兴趣。从此每当我吃着那“刮勒松脆”的豆子时，总要一字不漏地读读那纸上的文字，就像要连豆带纸都一起吃下似的，贪婪得很。特别是有一次我见那纸上印着的故事生动有趣，于是为了多看几个，又前往摊上买了三包豆子，这个消费量可是前所未有的，因为我一向对零食较少兴趣，即使是这种滋味既佳，名声又响的“山北炒货”，历来也只是隔三差五地买一包尝尝。

我至今仍记得那些吸引过我的故事，全都描写一个叫徐文长的绍兴人，如何聪明机智，行侠仗义，又如何爱开玩笑。平心而论，其中有的故事还颇能弘扬正气，并可以增智益慧，而有的却低级、庸俗，如写徐文长化名“都来看”戏弄盲人的故事，写他事先伪造证据诈人钱财的故事，都令人颇为反感。尤其当这些错误的信息输入头脑后，很长时间，我都一直以为这个大名鼎鼎的徐文长，无非是个爱耍小聪明，喜欢恶作剧的读书人，直到年岁再长，读书更多，才逐步纠正了以往的错误认识，而此时再回头想想昔日读那些旧书纸时的情景，就不免要哑然失笑于童稚的无知了。

自上中学后，我便很少再去这个炒货摊，后来我家几经搬迁，那就更难再见到它了。它原本位于上海北区的一条“弹格”路上，与附近的老虎灶、茶馆店、烟纸店、豆腐店、大饼摊等一起，呈现着都市商业街的热闹和兴旺。“文革”中偶然走过时，我望之再三，它已经不复存在。几年前听说又重新开张，闻之甚喜。确实，要说自己同读书写作，同绍兴和绍兴籍名人的感情，那么追溯起来，大体都可追至这个普普通通的炒货摊，这也许正是我至今不能把它忘怀的重要原因，何况它又“的的刮刮”地联结着我的童年生活。为此我想，人生的道路不管是短是长，恐怕都得经过一些既是“终点”而又是“起点”的地方。譬如这个炒货摊，它对于我的蒙童生活，可算是个终点，而对于我启蒙以后的人生，又可算是一个新的起点。